周鑫宇：战疫外交，中国坦诚开放

在任何时候，能坦诚的前提是敢担当。如果我们仔细看过这些采访的实录，就会发现西方记者问的问题，相当尖锐，但中国高级外交官们的表现得到广泛肯定。这些采访的传播效果好，从公共外交理论角度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回应了关切。西方媒体的情况很复杂，但为了吸引受众，他们问的问题总要反映西方舆论的关切。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中国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状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西方舆论对这些问题产生广泛关切，是正常的。疫情中的一些传言传到了西方，也会众说纷纭，雾里看花，西方媒体自然就会问出来。虽然西方记者经常会提前预设一个答案，但他们问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别有用心”;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则是该有的责任。从常理来说，关于中国的问题，有问就应该有答，再者说，既然别人在关心，那我们有必要回应这些关切。中国外交说“无可奉告”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第二是提供了事实。要回应西方媒体的关切，就得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空洞的“外交辞令”在传统的秘密外交之中可能有用武之地，但在公共外交之中则寸步难行。因为公共外交不是和同行对手谈判，而是和大众交流。谈判对手之间可能彼此欣赏各自的招式，但大众不会满意“太政治”的一套。几位高级外交官的谈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回避问题，不惮于讲出鲜明的观点，列举了事实、给出了数据。这样的姿态，不但中国公众会喜欢，外国公众也会欣赏。

第三是调动了同感。要发挥公共外交的效果，光摆事实讲道理并不够。如果我们鲜明主张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恰好高度对立，张飞碰李逵，就会打起来。甚至我们摆出的事实如果只是证明对方错了，那对方也难免产生负面的情绪。事实上，这样的场合不是硬要分对错，而是要得理解、求共识。我们传达的信息既是真实、鲜明的，又要让对方能够接受。这就不止要诉之于理，还要动之以情。人类的情感和价值是本质相通的。这次几位高级外交官都追溯了人类常识、普遍情感和共同价值，这样的沟通方式，更容易唤起西方受众原本就存在的认同。这也表明，任何国家的公共外交都不可能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单一价值底色上，而必须要有更坚实深厚的人类文明作支撑。

实际上，近期中国外交的努力并不只体现在几位高级外交官的公开发言中。这些天，中国各个驻外使馆的网站都报道了大量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着透明的信息传递、坦诚的观点沟通而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伴随的是隔离、封闭、警戒，但中国在这个艰难阶段发出的信息是开放、沟通、改变。这种声音世界应该听得到。我们在国内的中国人也应该要听得到。（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