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这一构想跨越时空，赋予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

《环球》杂志：“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四年，我们如何把握好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新理念新思想？

李国强：“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提出至今，习总书记有三次系统阐述，一是2016年4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二是2016年8月17日在“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三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总书记的三次重要讲话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最为深刻的阐述，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为全面的行动指南。牢牢把握好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理念，深刻领会好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思想，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部署，是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是“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化的重要保障。

其中，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首个高级别会议，习总书记对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发表了主旨演讲。这个主旨演讲为与会各国代表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南，也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了新能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所具有的思想光辉和峰会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得到充分体现。

《环球》杂志：“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大的思想理论创新，在四年来的实践过程中，是否不断出现新的丰富与发展？

李国强：“一带一路”从战略到倡议，再到建设，有三个用词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一带一路”认识观念上的变化，反映了“一带一路”的推进轨迹。“一带一路”的目的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既不偏重于地缘政治利益，也不偏重于我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把“一带一路”定位于“倡议”，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确保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享有平等性以及可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的主动权。如果说从“战略”转换为“倡议”，是对“一带一路”认识上、思想上的调整的话，从倡议到建设则反映了“一带一路”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变化，也就是说，经过四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已经或正在从“倡议”进入到“建设”的阶段。

在这样一个阶段，有诸多理论问题仍然需要廓清。“一带一路”倡议是时代的重大命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中，必然面临诸多挑战、风险和障碍。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钉钉子精神，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就一定会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和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起来。

《环球》杂志：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着眼于世界大格局的重要的谋篇布局。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李国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把沿线国家团结起来，从而使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一带一路”沿线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同时历来也是大国角力之地，当前很多地方还成为危机之地。应对各类挑战是全球的共识，世界上许多国家希望借中国的快速发展，实现其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合作”。一是“区域间合作”，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不断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互利合作，进一步打通亚欧经济动脉，将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连通各大经济板块市场链，形成覆盖数十亿人口的共同市场”的格局。二是“开放性合作”，除了中国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沿线国家之间也要展开相互合作，甚至还要与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中国的角色是要努力做一个贡献者、引领者。

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趋势进一步得到强化。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政府应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好丝绸之路沿线的和平与稳定。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一带一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开放包容的，我们不搞单向输出，而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我们没有野心，也不想垄断、控制别人。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秉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

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倡议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历史表明，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文明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建设必将进一步发挥多元文明的桥梁和引领作用，努力实现沿线各国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共谋文化发展，共促文明互鉴，努力塑造出沿线各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环球》杂志：2017年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联系？

李国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以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倡议。

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就没有丝绸之路；有了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目标，丝绸之路就没有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沿线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而提出，为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共同体是一个有多层次内涵的概念。第一层次的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所以称为利益共同体。第二层次的共同体强调权责对等，在实现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称为责任共同体。第三层次的共同体是强调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文化上心心相印、对外关系上开放包容，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表达了中国希望与沿线国家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支撑、桥梁和纽带，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充分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时，旨在通过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寻求相互间最大的利益契合点，从而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一理念既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前提，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等特点。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当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丝路沿线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只有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才能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把各方潜力挖掘出来，把彼此的互补性结合起来，把不同国家的利益融汇起来，把不同文明的优秀基因融合起来，从而营造地区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合作，这一思路昭示着打造沿线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终将会成为现实。

打造命运共同体当然不是搞同盟、不是搞集体对抗、不是搞零和博弈，更不是搞霸权，其核心要义是发展、合作、共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它包含的是丝路沿线国家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环球》杂志：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李国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巨大优势、巨额资产，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廉价的劳务和巨大的市场，而且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为我国更好地、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我国的繁荣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核心要素就是“开放”。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通过重点领域的建设，不断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全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载体。

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向纵深挺进，从而形成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构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促进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

第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我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开放的中国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有助于汇集各方合力引领世界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有助于深化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有助于提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有助于推动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环球》杂志：“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方向是什么？

李国强：“一带一路”建设有明确的重点合作方向，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合作方向有三个，一是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合作方向有两个，分别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而易见的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将是最先发力的重点区域。

东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域。近年来，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2015年我国和东盟双方贸易总额达到4720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双边投资达到1500亿美元。我国在东盟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近3000多家，为当地解决就业人口近十多万。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目前，我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共同打造“钻石十年”，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独特的产业结构。如新加坡资本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马来西亚石化、电子电器等产业发展迅速；菲律宾金属矿产的开采和冶炼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定的优势；印尼拥有丰富的木材、石油、天然气资源。我国的机电、纺织、化工等商品大量出口东盟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潜力日益显现出来。

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2014年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到450亿美元。中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已发展成为我国同中亚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成为我国与中亚国家物流合作典范。中哈巴克图-巴克特口岸开通我国与邻国首个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极大便利了两国农产品贸易。中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中塔（吉克斯坦）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在中国支持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2号热电厂一期、南北高压输变电线项目、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电网改造项目、达特卡-克明输变电工程顺利完工，帮助两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电力系统。中方企业承建的中塔公路一期、沙尔-沙尔隧道、乔尔马扎克隧道，中吉乌公路、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吐尔尕特公路、比什凯克-巴雷克奇公路等合作项目陆续完工，极大地改善了中亚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突出的开放性、灵活性、渐进性特征。之所以说开放性，一方面指的是对象国不是单一的，而是面向所有沿线国家，甚至丝路沿线之外的国家；另一方面指的是合作领域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贸文化多领域多层面的合作。之所以说灵活性，既指机制上的灵活性，也指合作方式的灵活性。之所以说渐进性，一方面是指合作的进程，要从促进若干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进而渐趋形成我国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的经贸网络，由点及面、以线成片；另一方面是指合作的步骤，从易到难、从小到大、稳步扩展。

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并没有特定优先开展的国家，同时也不追求合作模式、时间、路径和项目上的一致，而是具有弹性的，条件具备即可展开合作，而不是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推进的先后。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对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的科学判断，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准确评估而形成的重要决策，必将对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合作、共谋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作者为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刘明、《环球》杂志记者马琼）

（原标题：“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专访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