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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一带一路”与中国—世界互动关系

一、引言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进程,是两个世界相互试探、碰撞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被打破、被强行纳入、历尽挣扎和逐步适应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历史,也是中国融入并影响进而塑造世界的历史,这一互动加速了中国的变革,也促进了世界的转型。中国快速发展既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世界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成为牵动世界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逐渐位移到世界变革的中心。进入新时代,中国致力于为世界提供促进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能,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平等、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新秩序,“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多方权衡之后提出的重要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倡议,代表着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征程。“一带一路”建设以各国政策与规划的对接实现发展的国际协同,以合作路径与方式的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推动中国开放型发展布局的历史性转型升级。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已超越发展合作的传统范畴,上升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高度,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地区合作、全球发展的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战略抓手和核心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剖析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革及其特征,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依旧存在,如何把握和塑造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辩证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从国家战略体系建构的角度阐明国家战略、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建设与夯实国家战略、强化地区战略、深化全球战略的互动关系。

二、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特征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模式深受关注。与古代的朝贡秩序、近现代的“冲击—回应”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历史性的变革,尤其是40余年的改革开放逐步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国与世界处于卯榫相合的地步:中国无法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世界也无法摆脱中国发展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更加明显,中国与世界的利益碰撞频发,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步增加,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核心力量。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也是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界碑。中国打破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活力。中国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开放大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所高度关注,中国成长为一个合作性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体系塑造者,对国际事务发挥重大乃至引领性影响。中国推动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入。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习近平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世界进入转轨时期,出现了严重的“逆全球化”的潮流,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为加快经济复苏,各国利益诉求和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日益显现。各国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逐渐增加。有些国家和利益群体把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加剧错误地归咎于全球化,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敏锐地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斗争……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人类又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能否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考验。在世界经历困境且进入“系统性失调”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强烈的对比刺激着许多人的战略神经。一些国家在看到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又充满着矛盾心理,甚至带有敌意,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猜疑甚至不满也随之增加。

世界转型对中国复兴的挑战显而易见。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更加敏感的时期。随着中国新的大战略框架的逐步显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制度的构想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乃至挑战者,被视为国际社会观察和看待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尺。当前,世界面对着一个快速发展和更加自信、开放的中国,中国面对着一个形势更加复杂、变化更加深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当前中国大而不强的底色仍在,必须清醒认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以及现实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应对、妥善处理。情势棘手之处在于,当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增加。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堵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加紧与美国的联合。可以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其面临的疑虑、担心、困难和挑战也在增多。从地区角度看,经济复兴的新时代正在东亚地区展开,中国既是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头羊,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东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均不可低估。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可以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不会迅速带来良好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对依赖市场推动而不是制度推动的东亚一体化而言,整体性的制度框架短期之内仍难以建立起来,未来走向地区主义的制度化安排均有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设若一味依赖对外开放而没有内在体制的深刻转型,没有国内一体化作为战略依托,则中国与全球接轨只是一种泡沫式开放。所谓全球化机遇的掌握必须通过国内体制的深层改革才能获致,这正是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的要义所在。换言之,国家、地区和世界的互动逼迫并推动着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优化。为直面国内外挑战、抓住国际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新框架,致力于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

今天,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顺应并助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与各国互联互通、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出发,为解决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成为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一股清流。与此同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实现“请进来”与“走出去”的结合,建立全新的开放发展模式;如何在开放中坚持问题导向,用开放倒逼改革,善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配置发展资源,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概言之,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面对着如何确保并实现良性互动的核心议题。

三、中国迎来塑造新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时刻

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认清国际环境、把握战略机遇期是成功的关键。所谓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内部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或条件,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战略机遇期具有时间的长期性、空间的开阔性、影响的全局性等特点,而且战略机遇往往与战略挑战并存,二者相辅相成,是事物的两面。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几乎每一次战略突破,都同把重大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密切相关。危机确确实实蕴含机遇。在一定条件下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就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这是一条成功的历史经验。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似乎突然陷入了某种战略性困境,在安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都面临着突如其来的严峻战略压力,特朗普主政美国之后更是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遏制、围堵中国的意图彰显。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各界众所纷纭。

21世纪初,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经济迅速崛起,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从“学习”“对标”转向“引领”,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之上充分展现大国风范,引领世界方向,这是中国的新战略机遇期。

随着国内外情势的重大变化,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愈加关键。习近平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规划出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至为关键。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路线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既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也有着深刻而严峻的挑战。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战略机遇期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面对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革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为中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和谋划提供了认识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习近平高度重视战略机遇期问题。2013年10月24日,他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周边外交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再次强调善于寻找和转化机遇的重要性。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并明确提出中国应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去发现、寻找和利用好机遇期。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要求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就国内外形势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判断,是指导中国战略的重要依据。

中国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其基础在于中国自身的持续发展。正如郑必坚指出的,把握战略机遇期,要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且应当充分估计到一个将持续影响世界大势的愈益重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本身的发展,这是我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至更长时期获得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立足点。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治理处于变革期,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着新机遇。无论是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澎湃、跨国公司的全球开拓还是发展中国家强烈的发展诉求,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也都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的战略机遇。在逆全球化潮流汹涌之下,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立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战略机遇的作为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拥有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战略机遇期正在经历重大背景转换,这就是国际格局进入全面重构期、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期。在此背景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习近平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济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不够强,运用国际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当前,世界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存在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战略趋向加重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正在转换,经济增长要实现中高速,产业升级迈向中高端,“五大理念”指导下的新发展战略对开放提出新要求。中国对外开放面临“三期叠加”,即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构建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希望大家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在继续拥有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战略挑战期,风险与挑战亦空前绝后。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外条件和把控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我们深入观察、密切把握、主动塑造,中国迎来塑造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时刻。

四、“一带一路”建设塑造中国新战略机遇期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维护、塑造与拓展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上述观点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面临国际变局之际提出的重大建设性战略倡议,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核心战略设计,攸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身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进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战略设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是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客观需要。作为中国全方位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把战略对接作为具体的实施目标,推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为腹地的开放型全球经济体系,体现了开放包容、灵活务实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迈向新型世界大国的理想追求与现实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中国开放、地区合作、全球发展的有机结合。中国呼吁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选择,致力于成为新型大国,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并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共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际合作模式的探索。“一带一路”建设以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经贸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为重点,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推动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构建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以开放包容为特色、以宏观政策协调和市场驱动为两轮的战略思路,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追求。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全球震动,反复阐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以实际行动诠释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新理念。

“一带一路”积极对接中国塑造战略机遇期的重大需求,成为推动中国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全面开放的重要战略抓手。“五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战略途径的丰富,更体现出开放包容的品质。“一带一路”首先要造就的是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更具塑造性的对外环境,致力于塑造一种全新的国际和平、发展、共赢的新秩序、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以中国实力和能力为推进经济全球化提供支持和活力,并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供搭便车机会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意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要以中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帮助它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

“一带一路”的构想与实施表明,塑造中国新战略机遇期的路径是立足国内、面向全球、聚焦沿线国家,体现出统筹国家、地区和全球的战略视野,构成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主脉。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以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为基点,包括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等相辅相成的三个层面。其中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以基本国情为依据,以完善国内战略布局为核心目标;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以参与、分享为基本诉求,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以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为核心指向,以国家基础、全球视野、地区重心为基本布局。

五、“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家发展布局

“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布局优化密切相连。“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在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形成需要有效的开发,优先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石。“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总抓手,覆盖东中西部、南北方、省市县不同区域,承担着带动中国区域开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重任。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全国各地不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欠发达地区,不论是省级行政区还是市县级行政区,都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自身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建设给不同区域带来不同机遇和挑战,不同区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也承担不同功能和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各不相同,承担着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发挥先行示范和辐射带动的重要功能。上述三者是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它们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对接和融合互动,对于新时代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赋予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国际视野,提出“一带一路”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回旋余地,为中国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引擎。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通西南部、西部与北部的对外通道,包括陆路通道与海上通道,使这些地区在地理上的劣势得以克服,进而为实现开放型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依靠国内条件支撑和平发展进程,努力实现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实现国内一体化。中国国内一体化相对落后,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对外开放政策倾向的较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但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幅度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核心战略抓手。新时代的区域开放布局以“一带一路”为统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积极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开放,推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处于基础地位和起着统领作用的地区协调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带一路”将开创全新开放模式,推动形成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陆海空网四位一体、“一带一路”链接各地、两个引擎多点开花的开放局面。“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新疆、福建两个“核心区”,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统筹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开发,统筹港澳台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合作,是一个覆盖全国、因地制宜、同心协力、共襄盛举的举国一体战略,是一个由国家主导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宏大构想。“一带一路”是中央吸引地方参与最为成功的对外经济合作倡议,超过20个省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外交倡议能吸引如此多的省份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地方高度关注,主动与“一带一路”对接。

“一带一路”立足中国的资金、产能、技术优势,致力于促进东部转型、中西部发展,开创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开辟了中国开放发展的新境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西部从开放边缘走向开放前沿。西部地区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层次方面长期滞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后者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关注西部大开发,把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作为优化区域布局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并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西部地区应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布局安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积极培育特色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对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开拓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与之相关,中部地区位于东西部区域的中间地带,可以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进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将有效推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它将使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更加重视向外的互联互通,在东部沿海开放的基础上,在南、北、西三个方向打通国际通道。“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内陆地区形成若干大都市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强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大通道相对接的国内开发轴线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土空间格局,在进一步提升沿海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加快内陆沿边地区主要口岸和沿边城市的发展,形成沿边地区国土开发新空间,带动沿边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完善,有助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成。与此同时,各省市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利用各自的区位、地缘等优势推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其增长极的带动和示范功能,从而形成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六、“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球互动关系

《道德经》曰:“以天下观天下。”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从五年多来的运行效果看,“一带一路”建设实质性地促进了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关系。

(一)“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的理念创新

“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指引,以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选择,以发展伙伴关系网络为抓手,以共赢为目标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的发展前景与世界的共同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型全球化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开辟了道路。中国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通过合作共赢打破大国崛起的困境,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选择,致力于成为新型大国,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核心是合作共赢,即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其本质是顺应世界潮流,摈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单边霸权行为,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中国强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迄今,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作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直观的全球意义在于,提供对话合作的战略框架,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强调互利共赢的目标追求,深入贯彻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呼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推动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强调互利共赢精神,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张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呼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些战略思想都体现出合作共赢的战略思想指向。上述理念创新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哲学。

(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思潮的深入思考,具有对症下药的特征。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一带一路”吸取以往全球危机的治理经验,以和平方式突破全球经济发展的瓶颈,引领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秉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国际经济治理的合作版、经济全球化的共赢版、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版,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商治理路径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目标,深刻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思想,既是中国对于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道路选择,也是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和安全的责任和承诺。“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中国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努力,并成为以地区为基础、以全球为视野的重要战略部署。

(三)“一带一路”建设促成了发展中世界的新联合

“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合作对象从以发达国家为主拓展到同时注重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推动中国向发展中世界全面开放和推动南方国家相互开放,并以发展战略对接为主要抓手。这是中国国际战略优化的重要里程碑,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战略构想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合作对象是亚非不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亚和欧洲之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一带一路”将中国优质产能、技术和价格优势与广大亚、欧、非国家的市场、劳动力、发展转型需求等结合起来,通过各层面战略对接来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实现市场经济规律下生产要素在亚、欧、非国家间新的流动和分配,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建设主要以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形式予以体现,同时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构建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的合作平台,调动各主体自主参与意愿。有鉴于此,战略对接成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手段与路径,战略对接的前提是各国自己制定的发展战略设计,其范畴是发展战略协调,其途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具有深远的战略创新价值。“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走“制度先行、承诺先行”的老路,而是通过平等协商、项目合作的方式来推进,避免了参与方在开放承诺上的压力,从而为实质性促成新的发展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良性互动,带动欧亚非大陆一体化发展,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并为全球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七、“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地区互动关系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潮流之下,不谋一域者不能谋全局。当前,地区合作全面展开,经济与贸易、安全与政治都在地区化的架构内重新组织,各国都在为促进本地区合作进行政策和战略调整,迎来地区一体化的新时代。各国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时代,各国的繁荣只有在其所属地区的整体共同繁荣之中才能得到保障。

一般意义上,由于历史承继的影响,中国习惯用周边来描述地区关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视为地区和周边的扩大。“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国家,基本涵盖中国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从东北亚、东南亚延伸到中亚、南亚和西亚,直至中东欧和北非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巨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如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中东欧都是大国角力的焦点区域。当前,中国既面临着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强经贸合作和政治关系的重大契机,也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压力,面临着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双向挤压。突破地缘战略封锁,拓展发展合作空间已成为中国实现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向西、向南的战略拓展,以对冲来自东向的挤压,缓解美国等国家在自由贸易谈判领域孤立中国的战略压力并破解其战略图谋,海陆并举拓展发展空间,建设陆路国际通道和稳固的海上补给线,获取更多的海外战略支点,以突破美国的战略软遏制,为改善中国的整体战略环境奠定坚实基础。当然,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东亚对中国的战略依托价值,这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进而发挥全球责任的战略跳板。

“一带一路”是以构建陆海经济合作走廊为形式、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地区合作安排。它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以东南亚和中亚为核心地带。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鉴于东南亚和中亚在中国向西、向南拓展的主干线上,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另一方面,鉴于“一带一路”范围广,需要少数地理枢轴执行空间上的承启、链接和辐射功能,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在空间布局上,南海及周边区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基点,缅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部之锚,巴基斯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西部之锚,中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咽喉,哈萨克斯坦位居焦点,俄罗斯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桥梁。从更广远的地域看,澳大利亚、德国、波兰、埃及、土耳其等都体现出战略支点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倍加关注。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中国积极推动包容性合作,强调通过优势互补寻求共同发展。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价值在于提出地区各国协同发展的倡议,通过形成发展共识,共同创造发展的软硬条件,以实现共同发展。协同既不是对各国有约束力的承诺,也不是难以把握的外部条件,而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合作确定的各种措施与项目。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地区合作的空间,加快了地区合作的进程,推动着地区内外互联,提升了地区一体化水平。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中国迄今与13个沿线国家建设5个自由贸易区,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完成中俄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大力推进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一个立足周边、覆盖“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在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基础上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引领者的角色得到沿线各国的尊重与支持,一种新型的国际规则制定模式渐趋成形。(注释略)(作者为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


编辑:刘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