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需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
研究发现：(1)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2)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3)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4)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一、引言
2017年，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一带一路”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的一种共识，一个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截至2017年底，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0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可以说，“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从理念到全面行动的巨大转变。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及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当前，“一带一路”这个主题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而且得到了媒体几乎不间断的报道。但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迅速，学术界的研究还跟不上其前进的步伐，尚没有形成坚实的理论来支撑新鲜的理念和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工作超前于理论总结和学术研究。因此，及时总结“一带一路”研究进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以更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金融、资源、环境等领域，围绕这个主题发表的文献十分庞杂，既有宏观性和一般性论述“一带一路”的文章，也有讨论具体建设内容的文章，还有研究世界格局和沿线国家的文章。试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一带一路”研究进展的全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此，本文在简要梳理“一带一路”研究的中文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回顾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以期抛砖引玉，为今后地理学的“一带一路”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二、“一带一路”研究的中文文献分析
“一带一路”研究中文发文量增长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截止2018年1月18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为主题，可以检索到49176篇期刊文章；其中，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发表了1012、12914、13815和21216篇。2015年正式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和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促进了发文量的大幅度增长，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2.8倍和1.5倍。就主题词来看，除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这些通用词外，出现较多的是“企业管理”、“财政管理”、“产能合作”、“走出去”、“财政金融”、“新常态”、“高峰论坛”、“俄罗斯”、“北美洲”、“美国”等。这些词汇显示出，社会各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大多在比较宏观的层面，发文十分庞杂，舆论性很高。
若将文献搜索限定在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则发文量大大减少，只有6879篇(简称核心文献)，为全部发文量的14.0%。而且，引用超过50次(含)的文献只有60篇。这表明，“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阶段，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还很少，整体研究水平亟待提高。一方面，学术界以及资助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学者们获得资助并开展研究需要一定的周期。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高水平学术文献的产出数量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热度极不相符。不过，核心文献发文量的增长趋势比较稳定(图1)。除了2015年比2014年有跳跃式增长外，2016年和2017年都比上一年增长60%左右。这说明学术界没有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
“一带一路”研究核心文献的主题词分布（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截至2018年1月18日）
从上表可见，核心文献的主要内容主题词和地区主题词出现频次合计仅有1984次，占全部的19.2%，说明大部分核心文献也是讨论“一带一路”的宏观性问题，缺乏针对性，有待深化。在内容主题词中，企业、财政、金融等出现频次高，而互联互通、走出去、对外投资、全球化等出现频次并不是很高，说明相当一部分文献主要研究“一带一路”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建设内容，即怎么干。在地区主题词中，美国(及北美洲)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俄罗斯，尽管后者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不发达国家和东盟出现的频次也较高。这反映出很多学者关心“一带一路”与美国这个世界强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的态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核心文献中与“一带一路”共现的主要关键词（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截止2018年1月18日）
上表所示的核心文献中与“一带一路”共现的关键词的频次，与主题词出现频次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对外直接投资、新常态、互联互通、全球化、走出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但企业管理、财政管理、产能合作、财政金融等没有出现在高共现频次的关键词之中，说明有些文献顶着“一带一路”的帽子，但讨论的问题不见得非常相关。这也是当前“一带一路”文献中常见的问题。另外，全球治理、国际化、对策、机遇等共现的频次也比较高。
从机构的角度来看，由于规模大和学科多，高等教育机构的发文量大。其中，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发文量相对较大，每家发表了60篇以上核心文献。在研究机构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文量相对较大。从产生的影响来看，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信息中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位居“一带一路”国家级智库影响力前十位。
在核心文献中，发文量最多的期刊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贸易经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金融》《工业经济》等。但是，从文献下载量和引用量看，《地理科学进展》期刊名列前茅。2015年4月《地理科学进展》组织的“一带一路”专辑共发表9篇文献和1个序言，截止2018年1月18日已经下载超过12万次，引用900余次。发表核心文献最多的学者有王义桅(13篇)、刘卫东(11篇)、陈文玲(11篇)、王娟娟(10篇)、于汶加(9篇)、龙涛(9篇)等；在这些作者中，文献引用最高的是刘卫东(512次)和王义桅(201次)。其他引用超过100次以上的作者，发文量相对比较少。表3列出了十篇高引用中文文献。其中，来自地理学界的高引文献有4篇。
“一带一路”研究高引用中文文献（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截至2018年1月18日）
此外，过去4年多来，国内学者出版了上百种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书籍，但绝大部分都不能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从文化、历史、政治等角度诠释“一带一路”的“畅想曲”。在众多书籍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和《“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分别从互联互通、宏观背景及战略内涵、包容性全球化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为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提供了科学支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区域互惠共赢》、《“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和《“一带一路”：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等，则从产业和价值链的角度提供了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
三、主要研究进展
1、“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与理论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学术界而言可以说是“从天而降”，学者们对这个新生事物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因而早期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献基本上是以解释其战略背景和内涵为主，形成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4个方面：
①“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②“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发展平台，具有多元的国家战略诉求和多重的对外开放功能；③“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在本质上区别于诸如马歇尔计划等已有国际合作架构；④“一带一路”建设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结果，例如金碚认为“一带一路”将在经济全球化3.0版本中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刘卫东则认为，“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模式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种尝试。该观点被《将改革进行到底》这部政论片在阐释“一带一路”时所引用。
近两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运用国际话语体系为其建立一个理论基础，以便让国内外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这个倡议。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担忧越来越强烈的大背景下，很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开创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刘卫东等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内核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理论建构。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过去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的，不是全球化开倒车或“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其内涵包括“五个包容”：发挥好国家“调节者”的作用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包容性、放弃推广“最佳实践”来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性、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参与的包容性)、推广“和而不同”的理念来保护文化多元性(文化的包容性)。这种理论建构与国内外学者乃至政治领袖们对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反思是紧密相连的，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推动“自由包容性贸易”，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某种程度的包容性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很多政治领袖们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2、“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沿线各国之间利益协调，因而必然深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时它也必将塑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很大，包括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一直是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博弈的焦点，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可能会遭遇美国的制约，及来自周边区域大国的制衡；另一方面，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在地缘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被认为是“破碎地带”，政治、经济发展极不稳定，局部地区战乱动荡，面临着安全局势的动荡、区域发展的不稳定、非传统安全等潜在风险。因此，有效的地缘风险防控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从地缘政治视角解读“一带一路”倡议是“一带一路”研究的热点之一。杜德斌等认为，通过沿欧亚大陆配置战略资源，“一带一路”将推动欧亚大陆的整合，重塑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在全球层面塑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支持跨区域和对外贸易范式的转变，在为中国营造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与更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将加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向还没有受益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区传播利益。
对于欧亚大陆的中小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契合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发展诉求，能为其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重要支持。但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援助二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等进行对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继马歇尔计划后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外交战略。对此，中国学者金玲进行了反驳，认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一个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平台，而后者本质上是美国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和“冷战”工具。研究也发现，印度等部分亚洲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考虑，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持有谨慎的态度。
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的观点，科林·弗林特等认为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在解读“一带一路”时有两种习惯性思维，一是将中国与历史上的崛起大国相比照，二是想象中国会模仿自己追求扩张和霸权，而这源于传统的“西方地缘政治想象”；他们进而指出“一带一路”不以追求权力和控制为目的，不依循“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也不采取海陆对立的“两分法”视角，而是尝试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刘文波认为，新型的地缘政治思维主要体现在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国家关系。曾向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认识世界新的想象空间，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具有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的潜力。总体上看，尽管“一带一路”建设肯定发生于地缘政治背景之中，而且也会产生地缘政治结果，但它本身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不是零和游戏。
3、设施互联互通与“中欧班列”
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最受沿线国家欢迎的建设内容，得到了来自多个学科的众多学者的关注。重要研究议题包括跨境运输通道、海洋航运战略支点、沿线的航空运输联系、互联互通面临的风险、“中欧班列”等。其中，“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设施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油气管线、网络基础设施等，对于中国及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经贸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虽然陆路运输通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是陆海统筹运输的关键，但是学术界对其的综合性研究还不是很多。莫辉辉、王姣娥等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根据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划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跨境运输通道的建设问题，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六条主要经济走廊提供了科学支撑。针对全球航运战略支点，王成金等研究发现，目前全球存在44个战略枢纽、7个战略通道和3个战略海域(加勒比海、地中海、东南亚—太平洋)，并认为这些航运战略支点对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与贸易往来具有重大影响。梁双陆等则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贸易边界效应的影响出发，提出航空运输对边界效应的削减幅度最大，而铁路和通信基础设施对边界效应的削减幅度较小，应率先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航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王姣娥等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运输联系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航空客运联系的广度和强度均高于货运，对外航空网络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轴—辐”与“点—点”模式并存。张滨等则认为，海陆联运的建设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环节，应积极发展现代港口物流、规范多式联运市场、完善水陆交通网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海陆联运的效率。
此外，学者们对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存在的风险也很关注。例如，范祚军等认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标准不一，资金缺口较大、投融资主体及模式单一，地缘政治复杂，应当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加强总体布局规划，实现运输效率高效化和融资渠道市场化。李楠提出，由于战略互信不足、协调难度大、地缘政治复杂、隐性风险众多等原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状况不容乐观，应从建立互信沟通机制、协同沿线各方利益与标准、克服制度与法律障碍等方面规避风险。
由于其新鲜性以及媒体的广泛报导，“中欧班列”成为最受关注的“一带一路”项目。池永明在分析海运、空运和铁运优劣势的基础上，阐述了“中欧班列”发展的困境，包括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回程货源不足、成本居高不下和地方财政负担重等，并指出强调唯有发挥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欧班列的竞争力。王姣娥等根据运输成本分析指出，“中欧班列”在中国对外贸易运输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限，只适用于远离东部沿海港口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国际大通道沿线地区，并利用距离—经济成本分析法划分出“中欧班列”主要出境口岸的经济腹地范围，识别了“中欧班列”组织的枢纽城市，建议按照“轴—辐”模式组织“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营。李佳峰则给出了“中欧班列”优化对策，包括优化铁路物流中心布局、加强国际中转型物流节点建设、补强铁路场站设施设备、提升中欧班列服务质量、丰富中欧班列运输产品种类。针对无序竞争的问题，许英明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快建立中欧班列的协调机制，对国内众多“中欧班列”进行整合并统一对外谈判；在地方层面，提升中欧班列的综合效应并逐步建立财政补贴退出机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运营平台方面，加强去程和返程货源组织、丰富中欧班列功能。
4、“一带一路”与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空间经济计量分析。主要利用面板数据或综合或单独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生产成本、制度环境等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张亚斌运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陈后祥分析了基础设施対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还有学者比较分析了制度质量和制度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存在重大差异，欧洲发达国家普遍高于亚洲国家，中亚、南亚和东欧亟待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双边投资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效应，而税负水平、距离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
(2)“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与投资风险防范研究。李宇等利用德尔菲法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息化水平、资源赋存、政治环境和安全环境6方面综合评估了“一带一路”投资环境情况。研究发现，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中亚和欧洲的德国、荷兰、意大利、匈牙利综合投资环境最好，东欧国家、印度、伊朗等国其次。与其他投资区域相比，“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主要集中在域外势力影响和所在国领导人更替带来的政治风险以及包括汇率波动、市场管制等在内的经济风险，企业法律，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学者从行业和地区的角度进行了投资环境和风险防控研究，如中国对中亚农业投资环境与风险防控研究、中东欧十六国林业投资环境、能矿资源投资。尽管这些研究主要由经济与管理学者完成，但地理学者也参与其中。
(3)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投资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以高新区、经开区等园区为载体推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海外园区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叶尔肯·吾扎提等研究指出，尽管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海外园区有助于帮助中国企业实现“集体出海、抱团取暖”，增强了应对风险的能力，但需要针对当前海外园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实施分类分级引导。他们认为，应优先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和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合作园区；海外园区建设中应吸纳多方力量参与，特别是需要发挥国内专业化园区开发公司的作用；建议将园区对当地就业和经济贡献程度纳入海外园区考核指标，以引导海外园区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荀克宁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地方参与海外园区建设机制，邢晓玉等则研究了海外科技产业园区建设模式。
(4)不同行业和地方对外投资研究。郑蕾等利用2003-2014年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的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具有4个特征：
①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俄罗斯；②对外投资行业主要为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③境外业务主要为销售、贸易和市场服务；④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推动，而金融支持、人才环境等有待提高。郑蕾等建议未来东北三省对外投资应继续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但需要加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金融支持力度；在稳步推进资源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快科技和旅游等领域合作。伍琳等和温丽琴等分别研究了山西和福建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
5、“一带一路”与贸易合作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国内外文献所关注的热点有所不同。国外文献更关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可能带来的全球及区域格局变化，而国内文献更关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特征，包括贸易格局、贸易网络、商品结构等。
国外文献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研究。①通过数学模型、神经网络技术等方法解析“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对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Jin等研究认为随着“一带一路”贸易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将大幅提高，因为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需求将刺激资源型国家的发展，而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将对低端产品生产国与高科技产品生产国产生重大利好。②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发展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Lin认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将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两者结合将促进中国形成新的对外开放格局；Liu等认为“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将带来中国物流产业大幅发展，完善中国物流配送系统。③从木材、农产品等不同商品类别入手，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特征及其隐含的资源要素流动。例如，Zhang等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及其隐含的虚拟水交易，认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存在虚拟水贸易顺差；从区域看，中国主要与西南亚、中东、俄罗斯、埃及、蒙古的农产品贸易存在虚拟水贸易顺差。
国内文献关注“一带一路”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①通过凝聚子群、社会网络、重力模型等方法研究“一带一路”贸易格局、贸易网络、商品结构及其时空演化特征。例如，邹嘉龄等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特征及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宋周莺等通过社区发现法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及贸易组团特征，并通过桑基图、弦图等可视化方法刻画“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②从不同区域板块入手，分别研究中国与中亚、俄蒙、西亚、东南亚等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与贸易格局，并对其未来贸易发展态势进行预测。③从不同商品类别入手，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能源、天然气等商品贸易格局与贸易特征。④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一带一路”贸易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邹嘉龄等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沿线国家出口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王美昌等基于空间交互作用视角解析“一带一路”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6、“一带一路”与人文合作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广泛开展人文合作交流是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的重要载体，为国家间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因而，不少学者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坚持人文合作先行的原则。但是，在西方势力干扰、沿线复杂国情与文化差异以及中国自身能力局限性等因素影响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合作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合作的方向与对策等方面，以国内研究为主。
刘慧等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人文合作”一章，全面梳理文化、教育、科技、旅游、援助与扶贫等合作领域发展基础上，提出了每个合作领域建设方向，并针对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重点建设内容。人文合作的具体研究议题多以教育、科技合作为主。在教育合作方面，很多研究认为，中国应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创新培养模式，努力培养出一批知华友华、学有所成的国际化人才；加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别研究人才；统筹部署海外办学，提高孔子学院建设层次和交流功能。在科技合作方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发展需求研究制定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领域和方向；针对沿线国家共同面临的难点问题，设立研究项目和联合实验室，推进多样化的学术交流合作。
人文合作机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话语体系建设。如沈永福认为，应善用恰当话语体系，形成最广泛共识，避免因不当的话语使用引起外界疑虑和反感。②加强不同主体作用。例如，应发挥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与各部门协调合作能力；引导国内媒体正面宣传，激活科研机构、智库建言献策渠道；加强民间人文外交，推动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多元的形式开展更加广泛多样的民间人文交流与传播；更好地发挥侨商、侨社、侨校、侨媒在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③充分利用国家间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平台，推动人文合作项目建设，特别是创建各类国际性重大文化活动。
7、“一带一路”与资源环境
近两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发表的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沿线国家的资源环境分布特征及风险分析、建设项目对区域资源环境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等。在资源环境分布特征方面，主要是分要素分析了沿线各国的资源环境要素空间分布格局和规律，如石油、天然气、水电、土地、矿产、生物多样性等。也有学者基于各国资源环境要素分布情况开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综合风险评价，并对不同国家的风险进行分级分类。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方面，主要关注的是铁路、高速公路、电力设施、油气管道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认为有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诸如生物栖息地丧失及碎片化、生态多样性、漏油事件、污染、扬尘等，以及对土壤、水资源及水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研究分析了区域气候分布与变化特征，特别是降水、气温等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对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农业、水资源、海岸带、基础设施、公共健康等领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完全忽视全球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输出“污染”。
四、小结
“一带一路”正在成为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涉及的研究议题十分广泛。总体上看，“一带一路”研究进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发文量迅速上升，总发文量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核心文献由52篇增加到3399篇；②文献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偏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一些新鲜的理念和实践；③在具体研究议题中，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多，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④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做出了贡献。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转变为国际共识，由理念传播到全面行动。相对于其快速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国际影响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显得滞后，特别是一些具体议题的深入研究。①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理论构建，让国际社会更好的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只有在坚实的理论指导之下，“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②应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机制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社会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如何推进并没有现成的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从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去推进。③要切实加强国别研究。“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做到这一点要求各国之间相互了解。1978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关注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当下迫切需要转变观念，积极开展沿线国家的研究，包括其基础地理条件、资源环境、灾害风险、政治、法律、行政、文化、宗教、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国家治理结构。④中外学者研究“一带一路”的视角有差别，国内学者大多数以积极的态度研究“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和建设方案，而很多国外学者带着有色“地缘眼镜”进行研究，不少研究结论是片面的和扭曲的。加强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共同建立科学的话语体系，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作者为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刘卫东；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宋周莺 刘志高 叶尔肯·吾扎提 宋涛 牛方曲 韩梦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