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亚投行协定签署：亚投行是＂一带一路＂试金石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

根据《协定》显示，中国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获得26.06%的投票权，居现阶段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

在中国之后，印度、俄罗斯、德国及韩国分列前五大股东，认缴股本分别为83.67亿美元、65.36亿美元、44.84亿美元及37.39亿美元。

针对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责任与权利、亚投行未来的运行与治理等核心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贸研究所研究员梅新育、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邹统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等多位专家进行了采访。

第一大股东的责任与权利

《21世纪》：根据《协定》显示，中国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获得26.06%的投票权，居现阶段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如何解读中国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呢？

张建平：亚投行股权结构是根据GDP规模来分配的，另外域内、域外的认缴额比例是75：25，中国在所有成员国当中，经济体量是最大的，所以中国可以成为第一大股东。

此外，中国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份额。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虽被分配到了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外汇储备有限，暂时只能提供一部分资金。

《21世纪》：基于中国现阶段拥有亚投行26.06%的投票权，及对于选举行长、增加法定股本、增加认缴、修改协定等重大决定的超级多数票的投票规则，是否可以说中国获得了“一票否决权”？

梅新育：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设计，中国作为发起人和最大股东，理当获得一票否决权。但从目前亚投行决策机制来看，只有在运用超级多数原则时中国才有一票否决权。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则设计是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现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所掌握的份额和投票权始终高于15%。这一事实意味着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

而世界银行方面，其成员国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各成员国在上述两大国际金融组织认缴的股本份额基本相同。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章程关于决策规则的条款也发生了有利于西方大国的变化。1946年美国拥有36%投票权时，只需65%赞成票即可修改世界银行章程；现在欲修改世界银行章程则需经过3/5成员国同意，并在执行董事会获得85%赞成票。

亚投行与一带一路

《21世纪》：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协定》签署仪式现场表示，中国希望亚投行能在年底前开始运行。接下来亚投行的重点是什么？

胡昊：亚投行前期造成的舆论效应很大，今天50国代表也在北京签署了亚投行的《协定》，但接下来亚投行的落实才是关键。

尽管亚投行资金不是很多，初期到位也不多，如果它的机制足够好，又能够撬动民间资金的话，那么将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带动作用。

前不久我去比利时访问时，当地智库的观点比较坦率，他们认为“一带一路”能否做好，亚投行是试金石。如果亚投行能够资金运作透明、实现盈利、治理结构优良，那么“一带一路”将大有可为。但若亚投行出师不利，那么“一带一路”推动起来，也将比较困难。

《21世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总裁查卡巴提（Suma Chakrabarti）上周六表示，EBRD希望明年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开展首个联合项目。鉴于你刚去欧洲访问过，你认为亚投行在欧洲有哪些机会？

胡昊：欧洲方面非常关心亚投行，他们也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但是还在等待具体项目的提出，但我认为双方合作的关键在于需求的对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项目，有项目真正落地后，欧洲方面真正受惠后，就会有一个示范效应。欧洲各地区对于基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基建已经较为完善，但东欧对基建的资金需求还是巨大的，所以在东欧的机会更多一些。

投资模式与盈利目标

《21世纪》：有观点曾指出，到2020年前，“一带一路”的落实存在3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缺口，解决资金缺口的关键在于PPP模式。另外，亚投行《协定》也指出，鼓励私营资本参与投资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你如何看公私合作的？

邹统钎：亚投行与私营资本合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起优良的评估机制和合作机制，将来“一带一路”不仅需要政府资本的投入，将需要大量民间资本的参与，而且中国的民间资本也有很大的潜力，他们也希望参与这方面的投资。

《21世纪》：亚投行今后如何布局投资？

邹统钎：亚投行将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是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补充，从总量上来说，是新增了资金的来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难从短期内取得效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建投资所产生的长期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尤其是能源和资源领域的投资。不过，包括一些智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评估后发现，这些国家的风险还是相对较高的；不过也将带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发展。

《21世纪》：有观点指出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亚投行的首要目标，成员间的分红也将是亚投行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你怎么看这种观点的？

刘英：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的金融机构，盈利其实应该放在第二位，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满足亚洲地区公共品的提供，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在运作过程中，会有一些市场机制，包括投融资采用PPP模式等，但在一开始亚投行还没有投入运营时，我们并不应过多地去考虑亚投行要怎么盈利和怎么分红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要去考虑如何建设好亚投行，保障其稳健高效运营，如何更好地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原标题：解读亚投行协定签署：亚投行是"一带一路"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