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仲：“一带一路”成为新时代国际公共产品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是一个或多个国家提供给国际社会共同使用的资源、制度、物品和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概念首先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1954年提出，具有两大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后来学者将公共产品延伸到国际领域，提出“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英吉•考尔将国际公共产品定义为“成本和收益超越一国范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世代的公共产品”，是国际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

国际公共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正外部性、公用性、合作性、持久性。国际公共产品一般由一个或多个大国发起，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接受、采用和推广。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指出，在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基本人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越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十类。国际公共产品是具有很强的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规则制度和政策体制，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供给。

古代丝绸之路是早期国际公共产品的典范

自古以来，中国就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千年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便是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要道，商贾络绎不绝，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是友谊与财富之路，更是交流与共荣之路。

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张骞及其副使出访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各有关国家也派出使臣回访长安，建立起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常性的外交往来。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各民族大融合，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丝路贸易由此进入黄金时期。史书记载，“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外国商人在当时的商业都会长安和洛阳开设了各种店铺。元代设立统一的驿站制度，更将东亚、中亚、西亚及整个亚洲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始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商船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到达南洋、阿拉伯海，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已途经数十个国家，远达东非及赤道以南的非洲。

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对中西方的贸易、文化往来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贸易往来方面，通过丝绸之路，中亚、西亚、南亚、罗马的各种奢侈品及奇珍异兽输入中国。同时，中国也对外输出了丝绸及养蚕缫丝法、铁器及冶铁铸造技术、纸及造纸法、印刷术以及中国特有的植物。

文化艺术交流方面，中国的语言文字、音乐、哲学思想传入西方，也大量吸纳外来文化，最为重要的属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艺术。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希腊罗马文化，世界各大文明交相辉映，不断融合，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发起者，对丝绸之路做了大量维护工作。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魏政权给外商发放“过所”（类似于护照）来保护其在华进行商贸活动时的正当权益；隋唐时期，唐朝在都市和西域各州县设立“市”以方便外商贸易，同时设立了“鸿胪寺”“市舶司”等机构管理外贸活动，唐朝四通八达的驿站体系也为双方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

古代丝绸之路由中国发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沿线各国均从中受益，经济贸易不断壮大，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其影响一直延续千年，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经济发展呼唤新的国际公共产品

近现代以来，国际公共产品主要以美国等西方强国为主导，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欧洲复兴计划”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影响至今。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架构，先后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使得美元成为国际支付货币，美国获得全球金融霸权。上世纪70年代，由于该体系天生的缺陷，以及美国战后经济实力的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作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复兴开发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在该计划的帮助下，西欧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并在接下来20余年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同时，欧洲复兴计划削弱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并最终走向一体化。但是，美国推动该计划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霸权争夺色彩，计划实施附加了严苛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强迫欧洲国家无条件接受，并排斥非美国盟国，最终导致了“冷战”格局的形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遇重挫，逆全球化趋势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乏力，传统的全球化动力正在逐步减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及贸易发展等领域面临着资金、技术等多重缺口的难题。在现实条件下，传统欧美强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能性逐步降低，依靠现存国际规制协调国际集体行动也因代表性不足等问题步履维艰。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拐点上，全面改革与完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和全球治理体制是大势所趋。全球发展急需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形成新的经济治理模式，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动力，为区域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引擎。

中国具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

自古代丝绸之路起，中国就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先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度是“国际公共品”的消费者，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也逐步上升。

2014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蒙古时曾提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这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形象。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需要具备强大的经济规模与市场规模以形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需要具备国际贸易的领先优势以形成对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影响力；需要具备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以形成技术及制度的创新力和传播力；还需要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形成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输出力及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经济的援助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年均近10%的GDP增速，远超世界同期水平，同时，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迅速上升，2017年中国GDP折合成美元约为12.2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了15%。

国际贸易方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全球贸易额增长率长期处于低位，中国进出口贸易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贸易报告显示：中国商品贸易出口继续位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份额的12.8%；中国商品贸易进口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201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4.62万亿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对外投资方面，根据2018年9月商务部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582.9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连续两年超过10%。同时，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8年12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0727亿美元。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和能力非常显著。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筋水泥等原材料，中国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一半；另一方面，中国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也培养了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基建队伍。2013～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3629.9亿美元，营业额累计2307.6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0.5%和47.9%。

理性看待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评价

五年多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合作倡议已由点到面、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各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真正实现了“一带一路”的多方参与、积极合作、福祉共享，使其逐步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反响强烈。正面评价认为“一带一路”不独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所有参与国，是各国共同的事业，并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国际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体现中国全球发展方式的创新，内涵丰富深刻。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共和国前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2018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融，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构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全球发展方式的创新。联合国负责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伦尼•蒙铁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全球共同繁荣的理念，必将推动亚非欧三大洲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

第二，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2015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期间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历史文化元素相联系，不仅提法好，而且真正能够把沿线国家发展连接起来，促进国际贸易与其他合作，而德国非常希望参与相关建设。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表示，“法国、欧洲和中国的命运是相连的，欧洲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法国将发挥积极作用。”2018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表示，俄罗斯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两国可在基础设施、能源、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第三，有利于深化跨境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辅相成。它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就业机会，为有关国家摆脱经济困境、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提供了现实路径。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

2016年，中国分别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签署意向书与谅解备忘录。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决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当年国际上最大规模的盛会，29位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并对倡议表示大力支持。

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和误读，典型的包括“地缘政治论”“经济掠夺论”“债务陷阱论”和“环境破坏论”等。

第一，猜疑“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成为地缘政治工具。长期以来，美国智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可能削弱美国在相应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本质区别，二者动机和目标不同。马歇尔计划本质是服务于美国全球的霸权战略，条件苛刻，极其具有针对性；“一带一路”并不是服务于中国地缘扩张的霸权战略，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对接沿线各国甚至联合国的共同倡议，是沿线各国和世界各参与国共建、共享的“大合唱”。它不具有针对特定国家和组织的政治目标，致力于满足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需求，远比“马歇尔计划”面临更多的经济困难和挑战。

第二，担忧“一带一路”创造债务陷阱。有部分外媒称，“一带一路”建设给有关国家制造了债务陷阱，指责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为一些项目提供贷款，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从而获得其控制权。但是，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投资大、回收期长，风险本身就高，这也是西方商业机构不愿意提供资金的重要原因。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大量外部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截至2018年8月，已经为合作伙伴国带来了22亿美元税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一些债务高企的国家，更多的是历史长期借贷形成的，而非源自“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阶段，急需大量融资支持，却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得到西方国家的资金援助，难以满足苛刻的融资条件，中国合理设计的资金支持可谓至关重要。

第三，批评“一带一路”项目破坏沿线环境，转移污染和过剩产能。外媒指责中国将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宣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业项目容易造成项目国生态环境破坏。其实，发展经济学早已表明，随着全球产业链转移，所谓“污染转移”的行为广泛存在，欧美发达国家是主要源头。某些发达国家还退出气候公约，拒绝承担减排的责任。而中国企业和政府一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贯穿和坚持“绿色”的理念，积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推出《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与沿线国家共同分享绿色发展理念。中资银行大力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发行绿色债券，严把项目绿色准入关，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投资机构设立专项绿色投资基金。在贸易方面，将环保要求融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绿色贸易的标准体系，支持国内绿色产能输出等，大幅减少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尽管少数国家和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仍有不少负面担忧，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与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3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共形成了279项成果清单，目前已经有255项转为常态化工作，有24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搭合作之桥、友谊之路，通过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合作协议来推动政策沟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设施联通；通过深化经贸合作，建设80多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采购力度来推动贸易畅通；通过不断放宽外资准入领域，成立中欧国际交易所和广泛开展产融合作来推动资金融通；通过签署76份双边文化、旅游合作文件，成立完善世界旅游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以及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来等推动民心相通。

五年来，在这条联通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上，中国同各国共同协商、深化交流，共同参与、合作共建，平等发展、共同分享，致力于解决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国际问题。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量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技术、资金优势与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发展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由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渠道和路径，使“一带一路”逐步成为影响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意义深远。（作者为北京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 范文仲）

（原标题：范文仲：“一带一路”成为新时代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