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近年来全球形势变化剧烈，保护主义抬头，让世界上很多政治及学术精英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忧与日俱增。2018年1月，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文章中写到：“全球化进程处于群龙无首的不堪局面，而且就像一列随时可能倾斜并失控的火车”（注1）。的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急转直下。先有英国脱欧，后有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宣布和实施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让全世界担忧。英美这两个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都后退了，让失去动力的全球化这列“火车”进入了迷茫区。在近两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世界精英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怎么走、发挥什么作用，值得我们仔细审视和研究。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主要是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添砖加瓦”。但今天，全球形势的变化客观上将“一带一路”倡议推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成为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可以说，“一带一路”正在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将开创包容性全球化的新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流行的理论概念，是过去三十多年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经济活动的全球扩张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持续了两、三百年。此前的古丝绸之路贸易局限于奢饰品，贸易量很小。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始自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西欧一些国家生产力大幅提升。一方面，这些国家生产的大量工业产品需要出口；另一方面，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需要进口。于是，英、法等国开始利用殖民体系推动自由贸易，用武力强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关税（注2）。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殖民主义自由贸易”，其主要推动者是英国。
第二次经济全球扩张源自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种技术发明层出不穷（如电力的使用，汽车、飞机和电话的发明，国际铁路、运河、海底电缆的开通等），催生了很多大公司的出现。这个阶段的经济全球扩张是大公司的资本扩张驱动的，他们为了占领当地市场、追求高额利润纷纷到其他国家投资建厂。其中，以美国汽车公司在拉美国家和欧洲的投资为代表。1913年，英国占全球的工业产出的比重下降到14%，而美国上升到36%。当然，成为工业大国不代表着成为世界强国。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二战后的经济国际化，是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个体系的对立阶段。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还有经合组织；苏联组织了经互会。那个阶段没有真正全球意义上的资本流动。一方面，因为两大阵营的对立，商品和资本基本在各自内部流动；另一方面，一直到70年代初西方国家处于战后繁荣期，企业利润水平较高，没有到其他国家投资的动力。
从80年代开始世界迎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涨”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逐步减少政府干预，并积极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这种制度性变化推动了发达国家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同时，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方式（即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转向后福特主义方式（突出特征是零部件“外包”和灵活生产）。这使得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带来了供应链贸易的大幅增长，并由此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而70年代开始流行的集装箱技术让洲际运输成本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而2000年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让企业跨国经营管理日趋方便。因此，发达国家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转变、运输和信息技术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流行，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经济全球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全球化导致了愈来愈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和社会极化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2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GDP之比为272:1,2015年上升到336:1。乐施会(2015)发布报告提出了“1%人的经济”现象，即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较其余99%还要多。《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1980 年以来收入差距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迅速攀升，包括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大国。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检讨。习近平总书记在2107年达沃斯论坛主旨演讲中曾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是这个时代领导者的担当，也是各国人民的期盼。究其根本，过去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要满足了资本寻找“空间出路”的需要，而不是普普通通生活的人们。
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历史已经证明，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无法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能否“普惠”取决于设施连通性的“普及”。因此，从新自由主义泥潭中走出来，发挥好政府在维系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中的作用，才能让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国家、阶层和人群。这正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因此，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灵魂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新的可能。
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很多国家首脑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将让更多的地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例如，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为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人们提供了发展机遇。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联通古今、通向未来的桥梁，旨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捷克总统泽曼、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等都表达了同样的期待。联合国秘书长接受央视采访曾讲到，“一带一路”非常重要，能够把世界团结在一起，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所谓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过去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的，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根本性区别。包容性全球化不是全球化开倒车或“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全球化不能仅仅为资本空间扩张和积累服务，也要照顾到活生生人们的需要。包容性全球化的主要内涵是五个“包容”。
（1）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这要求发挥好国家“调节者”的作用。首先，各国政府需要强化合作的能力以应对全球挑战；其次，国家需要强化保护基层民众和贫困人口的能力；第三，国家需要具备对资本市场的引导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以提供基本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公共服务。
（2）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连通性是一个地区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机遇的前提。而现实却是另一幅图景，全球仍然有很多地区和数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之中。全球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之一就是设施互联互通，并将提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快接入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的进程，从而获得发展机会。
（3）发展道路的包容性。经济全球化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要放弃推广统一发展模式或最佳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最佳发展道路（即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是强调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发展条件和自身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曾指出，中国不干涉别国的意识形态，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互利共赢，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分享。
（4）参与的包容性。即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正如其概念所包含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的事业。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照顾到“弱者”无疑是包容性的一个关键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突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且，该倡议不划小圈子、不搞“一言堂”，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有兴趣的国家或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平等地参与。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5）文化的包容性。过去三百年来，西欧和北美国家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方面让这些西方国家产生了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绝对的文化优势感，另一方面在强大压力下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文化自卑感。而古丝绸之路流传下来的“互学互鉴”精神则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基于“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尊崇“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强调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为平等交流和相互学习而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更有创新力。（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注1：戈登·布朗，2018. 全球化的新议程, 《中国新闻周刊》，No.1：14-17.
注2：Charles Issawi, 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 (1): 464-5
